一切法规，不问其是法律还是命令、条约或者习惯法，人民与国家均受其拘束。
反之，行政系统不是按照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确认相应的规则，而是人为的设计规则，那就必然会影响社会秩序的构造。(4)起草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听证会反映的各种意见，起草的规章在报送审查时，应当说明对听证会意见的处理情况及其理由。
这个数据是在将规章与其他行政法法源相比较的情况下得出的。基于此，必须细化规章与其他上位法在规制事项上的区分。[16]有学者则对韩国行政权作了这样的评述：行政是通过具体处分，实现其目的的作用。第一个路径是从法治国家建设的角度进行分析。因为这样的规章既对社会秩序的形成是不利的，也同时破坏了法治的严肃性。
一定意义上讲，规章高高的凌驾于社会系统之上，有人将这种状态描述为规章对社会的碾压。如果说规章之间处于冲突状态，规章与规章之间前后不一致，规章与规章之间相互否定，那就可以肯定的讲，这种规章是不协调的，更是不安定的。（一）两高司法官遴选委员会遴选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分别成立于2017年6月22日和29日。
（五）审议确定拟任法官、检察官的人选。当然，举行公开听证会只能算是较为特殊的程序，执行该程序成本比较高，对候选人的社会声誉也可能会造成某种负面影响，因而，这一程序不宜过多使用。这两个遴选工作办公室分别设在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它们在司法官遴选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说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和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是影响司法官遴选结果的有形机构，那当地党委政法委则算是一个随时可以改变遴选结果的无形机构了。
尽管这两个办公室本身的很多决定都要经过司法官遴选委员会批准，但司法官遴选委员会本身就是由来自社会各界、各个领域的非同质人群组成，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并不熟悉，因此，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松散的陌生人群体组织，要他们对这两个办公室的请示事项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在否定这两个办公室提出的方案的同时拿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让这两个办公室去实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当地党委政法委尽管在名义上不会直接介入司法官的遴选工作，不属于参与司法官遴选工作的组织机构，但事实上整个遴选过程都在它们的掌控之中，遴选机制的运行过程及结果都必须得到它们的认可，此乃势所必然，不以参与司法官遴选工作的各个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因而，各级人大对于司法官遴选委员会所遴选出来的司法官候选人，应予以无条件认可并及时发布任命公告，以强化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权威性。这两个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在成立当天就对两高开展了司法官遴选工作，并在当天为最高人民法院遴选出首批员额法官370人，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遴选出首批员额检察官228人。同时，司法官遴选委员会一般都设有秘书处，而秘书处就设在当地政法委，[4]直接受当地政法委领导。[14] 周青莎：《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审议试点单位首批拟入额建议人选》，载《河南日报》2016年10月24日，第2版。
上述程序，经遴选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适当简化。感谢陈鹏与笔者分享他的信息。一方面，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就决定了其遴选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而遴选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除了依赖遴选运行机制合理正当之外，还必须使遴选结果是最终的结果，即为各级人大所认可并正式予以任命的结果。其次，组织报名、资格审查、考核考察、笔试考试等程序原来都跟云南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没有关系，对于此等过程，该遴选委员会无权参与，不享有任何话语权。
首先，昆明中院从150名参考人员中初选出90余名送云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公示，这一句就足以说明，原来云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公示已经被初选出来的司法官候选人。第三，既然如此，那云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在云南省的司法官遴选问题上事实上只有一种程序性功能，那就是进行公示。
唯有获得半数以上的多数委员同意才能最终决定推荐该候选人，否则不予推荐入选或入额。一般而言，都要经历发布遴选公告、资格审查、考试、考核、面试、专业把关、候选人名单公示等多个环节。
3. 河南 （2016年）10月21日至22日，（河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省高院和省检察院关于试点单位遴选工作及拟入额法官检察官建议人选情况报告，审议产生安阳市、许昌市试点单位首批拟入额法官检察官建议人选。（六）公示拟任法官、检察官人选。[12] 员额制改革并未阻止法官流失，相反，在某些地方甚至加剧了法官流失。从笔者所能收集和检索到的文献资料上看，实践中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运行机制较为简单，形式主义色彩较为浓厚，是否真正做到了红头文件及媒体宣传中所说的独立、专业、权威、公正、透明，颇值得怀疑。上述两高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和云南、北京、河南、辽宁地方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实际运行状况足以相当肯定地证明，实践中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运行机制相当粗糙草率，它们要么是等额遴选，要么是在半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决定一个候选人的命运。李鑫：《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度构建研究》，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二、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实际运行：形式与内容的失衡 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如何，从上述司法官遴选运行机制的总体状况就不难窥探一二。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太短，容不得他们对入额人选从学历教育到司法经验等诸多方面进行逐一审议。
更主要的是，在所有的申请人中到底谁有资格进入面试环节，完成由申请人到候选人的身份转变，此乃司法官遴选最为重要的步骤。我们假定他们当天有效工作时间是八个小时。
而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又只能对这个建议名单予以等额审议遴选。[2] 孟焕良：《入额标准：让高素质法官脱颖而出——聚焦法官员额制改革系列报道之二》，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4日，第1版。
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从本单位符合条件的公务员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的，经遴选委员会决定，可委托中级人民法院、市级人民检察院组织考试、业务考核。摘要: 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能在较为宽松的时间限度内开展遴选工作，有与候选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遴选出来的候选人能获得同级人大认可并被任命，此乃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具有权威性的基本要求。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跟司法官遴选考试没有任何关系。实践中一天之内遴选出几百甚至上千名司法官候选人，这种时间急迫、过程草率的形式主义遴选工作，就是时间上不具备基本充足性的表现。
[2]此等9个环节之过程与上述福建、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并无本质性区别，也就是说它们的司法官遴选运行机制都差不多。进入专题： 司法官 遴选委员会 。
[6]关于它们的遴选过程，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人民法院报》和《检察日报》上的两则报道： （2017年）6月22日，屋外大雨倾盆，空气中充满凉意，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室，则气氛热烈、紧张忙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对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的入额人选进行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审议表决办法（试行）》，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关于入额工作整体情况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介绍了入额初步人选具体情况。
（二）书面审查乃司法官遴选高效运行的基本条件 面试之前，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应该对候选人予以书面审查，唯有通过书面审查的候选人才能进入面试程序，通过面试实际录取的候选人与参加面试的候选人之比可以是1∶1.2，最好是1∶1.3。[8] 从更为详细的《人民法院报》报道（《检察日报》的报道过于简略）上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成立当天任务相当繁重，除参加成立仪式从周强院长手中接过沉甸甸的聘书外，他们还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审议表决办法（试行）》，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关于入额工作整体情况的报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对入额初步人选具体情况的介绍，[9]此等工作结束之后，真正的遴选工作才开始。
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最重要的看得见的成果——司法官遴选委员会何以会走到这一步，当然不是本文所能探讨的。[17] 在我国的宪法政制之制度设计下，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理应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主导，其成员应该由相当比例的人大代表构成，如此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才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契合。同一个人多重身份纠缠在一起，此等遴选委员会的独立性不能不令人怀疑。会议审议了省高院、省检察院分别提交的拟入额法官检察官建议人选名单，从专业角度进行了认真把关。
准此以观，时间过于仓促的基本事实，决定了辽宁省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此次遴选亦同样是一道走过场的程序而已，对于谁入额谁不入额的问题，该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话语权有多大可想而知。[5] 一个细节也可以充分证明此论断。
当然，后来者在复制上海样板的同时，亦分别作了某些微调。司法官遴选委员会作为参与主体之一，其功能限于专业把关。
下面就从两高及几个地方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遴选过程中的细节来证明之。[7] 罗书臻：《严把遴选关口 不辱职责使命——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工作纪实》，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7月5日，第1、2版。
